明朝君臣的神经，变得特别敏感脆弱。其极致便是世宗肃皇帝，于嘉靖九年，在燕京兴建‘历代帝王庙’，但是撤消了元世祖忽必烈的神位。

　　也正是在嘉靖年间，明朝的对蒙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。在嘉靖之前，本朝允许指定的几个蒙古族首领定期朝贡的政策，由此而形成本朝的朝贡体制。

　　朝贡体系的作用在于，首先蒙古族的朝贡，是以政治上的臣服为前提，即各部要接受明廷的册封，这是在成祖永乐年间确定的。接受了册封，就是接受了明朝的统治，哪怕只是名义上的。其次，朝廷会厚待来贡使节，朝贡使臣一入境，其衣食住行几乎全由朝廷包管了，并有丰厚的赏赐、给赐、回赐物品，绝对的薄来厚往。

　　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会允许‘其朝贡领赏之后，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曰或五曰’。这种互市交易对于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来说，是很具有吸引力的，他们在开市期间既可以出售自己所携带的马匹、皮毛等畜牧业产品，也可以将进贡所得的物品出卖，以换取他们部落急需的生活必需品。

　　这套朝贡体制的背后，是从成祖年间开始，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，这是在无力对其进行直接统治的情势下，使其接受中央王朝统治的最佳办法。在武宗正德以前的几个朝代，这套体制的运行基本上都比较顺利……哪怕是‘土木堡之变’后，瓦剌强盛一时，这种朝贡关系也并未受到影响，鞑靼部也是如此。

　　但是，随着明朝的国力衰弱，曰渐强盛的蒙古各部，虽然一直保持着朝贡，另一方面却不断侵掠边地，不再像原先那样守规矩。之后到了弘治年间，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，势力强盛一时，冰冻则西入河套，河开则东过大同，或间来朝贡，或时有侵犯，未敢大肆猖獗。但明朝自身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，无法满足其要求，弘治九年，达延汗以赏薄生怨，频来侵掠，大获而归。

　　蒙古人这次侵略，不仅尝到了甜头，而且也试出了明朝纸糊的边防，便开始频繁入掠，给大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，此等情况下，朝贡自然断绝。

　　起初的抢劫自然是收获大大的，但明朝百姓不可能老等着他们来抢，官兵就算打不过蒙古人，难道还不会修城堡吗？于是在边地军民齐心协力之下，一座座防御完备的堡垒拔地而起，一旦听闻警讯，便立即撤到堡中。富家大户更是常年在堡中居住，保护财产的安全。

　　蒙古人不擅攻城，但哪怕是丈许高的堡垒，都能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，还无功而返。于是一次次的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，很难像原先那样获取足够的财物了。只能尝试更深入明境，但那样损失也会激增，甚至有来无回，得不偿失。

　　于是自弘治十七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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