话，说得倒是硬气，也立刻引起了在场的亲贵们的一片附和之声。不过，那些出言附和的大多也都是些吃父辈、祖辈荫庇的角色，对于满清的当前问题，尤其是八旗的窘境并非有多么大的了解。更多的，还是沉迷于那些过往的辉煌和荣耀，那些建立在东亚各民族血泪上的辉煌和荣耀。

　　这边附和声连连，在其中，也有不少熟悉实务的，他们对于当前的情状也是有着比较深刻了解的。

　　其实早在永历六年，伴随着西南明军组织的大反击，以及郑成功在闽南的鏖战，清廷已然感受到了来自于各大抗清势力，亦或者说是汉人强烈的抵抗力度了。各地潜在的抗清人士开始出现了蠢蠢欲动的迹象，有的更是直接挑起了大旗与清廷抗争。甚至，就连国外也有反响，比如说朝鲜廷臣认为清朝“危亡之兆已见”，日本原来对南明乞兵抱冷淡态度，“近来其议稍变，或有欲救之议。”

　　满清自身核心人口基数的问题显现，国内外的环境也在开始恶化，哪怕是打赢了周家铺那一战，也仅仅是遏制住了孙可望的进攻步伐。之于李定国针对肇庆的攻势，也依旧只能采取守势。

　　为此，清廷当即做出了针对性的应对策略。洪承畴出任西南经略，大力招抚郑成功，这些都是最为明显的东西。除此之外，他们在经济上作出让步，减缓部分抗清活动比较激烈的地区的经济压迫力度，比如顺治十年四月分别免除湖南“寇荒”六、七、八、九年多达四年拖欠钱粮，及福建拖欠的钱粮，既是承认事实，也寓收买人心之意。

　　经济压迫缓解的同时，政治上他们也在释放缓和的态度。侍立于一旁的累进世袭一等伯，提拔为内大臣，兼议政大臣、总管内务府索尼，其人乃是顺治朝的首席大臣，顺治的亲信重臣，他很清楚的记得当李定国两蹶名王的消息引发地方骚动之际，清廷亦是毫不犹豫的下达了“自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又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土贼者，无论人数多寡，罪犯大小，但能真心改悔，自首投诚，悉准照曹四达子事例尽赦前罪”这样打着宽恕的旗号来瓦解抵抗势力的诏书。

　　甚至，清廷还打出提倡礼义忠恕的幌子，出人意料地表彰起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殉君死难及顺治元、二年间抗清死难的志士，这样，既可表明朝廷为正朔所系的内涵，又可从多方面分化抗清阵线。

　　归根到底，这些都是当局势不利之际清廷做出的应对之策。在这方面上，他们远比明廷要灵活得多，花样繁多，手段百出。更有甚者，他们在汉地尊孔、祭孔，打造一副正统王朝的架势。而针对蒙古和西藏，则以崇信黄教作为纽带，是为“兴黄教，柔蒙藏”。针对不同的区域特征，实行截然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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